在分裂时代重思建国理想——《火线》对话尤瓦尔·莱文与杰弗里·罗森
在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三权分立是否仍然有效？国会为何日益失能？总统权力是否正在突破宪法边界？
译者导论：
在《独立宣言》签署即将迎来250周年之际，美国正处在一个政治极化、制度紧张、技术飞速变革的历史节点。三权分立是否仍然有效？国会为何日益失能？总统权力是否正在突破宪法边界？这些问题是出自建国立宪时期，还是后来的演变？应当如何修正？
在公众广播电台《火线》（Firing Line）这一期深度访谈中，主持人玛格丽特·胡佛（Margaret Hoover））邀请两位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宪政思想家——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尤瓦尔·莱文（Yuval Levin）与国家宪法中心荣休首席执行官、法学教授杰弗里·罗森（Jeffrey Rosen）——围绕上述问题展开了一场思想密度极高、历史纵深极深的对话，系统回顾美国建国原则的意义、当下面临的制度性挑战，以及民主在未来可能走向何方。
莱文和罗森都为国家宪法中心的新书《美国的承诺》（The Promise of America）撰写了文章，他们回顾了美国开国先贤们共同秉持的原则与存在的思想分歧，以及这些哲学上的冲突如何一直延续至今。本访谈就是围绕着这本书中的一些议题展开，提供了许多十分精彩的论述。例如：
建国理想：不是共识的终结，而是分歧的起点：访谈从一个核心问题展开：美国是否仍在兑现《独立宣言》的承诺？
行政权力扩充、派系与国会失能：访谈的核心部分，转向当代美国政治结构的压力点——行政权力的持续扩张与国会的系统性退居二线。
极化的根源与制度的偏离：在对政治极化的分析中，访谈提出了一个反直觉但极具说服力的观点：国会的问题，并不是“效率太低”，而是“失去了促成谈判与妥协的能力”。
改革代议制：让国会“变大”，而不是“变快”：在具体改革路径上，两位嘉宾讨论了一个常被忽视但极具建制逻辑的方案：扩大众议院规模。
人工智能时代：古老问题的最新形态：在访谈的最后，两位学者将视角投向未来，讨论人工智能对民主制度的挑战。
结论：民主的真正考验，不在于是否消除冲突，而在于是否还能在冲突中保持制度克制、理性讨论与共同治理的能力，这些都是我们当下严重欠缺的。本访谈或许没有消除我们的担忧，但确实提供了一些历史的线索，或许能够启迪我们一个思考的方向。
附注：本文是原播客版的翻译。不过，文中许多图片均从油管视频版中截取。视频版是原播客版的浓缩，从50分钟减少到27分钟。（临风）
主持人介绍：
主持人的玛格丽特·胡佛（Margaret Hoover）是美国当代非常活跃的政治评论家、作家和媒体人。她以能够连接保守派传统与现代自由主义观点而闻名。她是美国第31任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1929-1933）的曾孙女。《火线》节目最初由保守派旗手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于1966年创立，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深度政治辩论节目之一。胡佛不仅是位“提问者”，她更像是一个“宪法对话的策展人”。她通过精准的切入点（如国会规模、行政权扩张、AI挑战），将两位学者的深奥理论与当前的现实政治（如川普2.0、现代科技焦虑）紧密勾连，使得这场原本可能枯燥的学术讨论变得极具现实意义。
嘉宾介绍：
尤瓦尔·莱文：美国著名的保守派公共知识分子。他被《纽约杂志》称为“奥巴马时代最有影响力的保守派知识分子”。他目前担任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社会、文化和宪法研究部主任，也是《国家事务》（National Affairs）杂志的创始编辑。他著有多本影响深远的政治理论书籍，如《破碎的共和》（The Fractured Republic）探讨美国战后的社会变迁；《建设之时》（A Time to Build）反思现代机构的衰落；在新书《美国契约》（American Covenant）中提出，宪法的设计初衷不是为了消除分歧，而是为了迫使意见不一的人们在一起协商，从而达成妥协并采取行动。此外，他曾任职于白宫内政委员会（小布什时期）以及国会多个委员会。
杰弗里·罗森：国家宪法中心（NCC）的荣休首席执行官，同时是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他长期在《大西洋月刊》和《新共和》担任法律事务编辑，是美国顶尖的法律评论家。他是位法律史专家：他撰写了大量关于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传记，包括关于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的研究。他的新书《追寻幸福》（The Pursuit of Happiness）探讨了美国建国者如何理解道德和自我管理。他开发的“互动宪法”（Interactive Constitution）平台，汇集了自由派和保守派学者共同阐释宪法条款，是美国公民教育的标杆。
文字实录：
简介/精彩片段：
莱文：关于冲突的讨论很多，关于对抗的说法也很多。但事实是，国会议员在抱怨总统行为时提到的那些事情，其实都是他们自己本可以有所作为的。
胡佛：以上发言者是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的高级研究员尤瓦尔·莱文（Yuval Levin）。
罗森：从很多方面来看，这都会是詹姆斯·麦迪逊的噩梦。麦迪逊最主要的担忧是“派系”，他将其定义为任何一种由激情而非理性驱动、以自身利益而非公共利益为目标的群体。
胡佛：这位是杰弗里·罗森（Jeffrey Rosen），美国国家宪法中心（National Constitution Center）的荣休首席执行官，他正在反思国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是玛格丽特·胡佛。这是《火线》（Firing Line）播客。
尤瓦尔·莱文在加入美国企业研究所之前，曾为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和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工作；在研究所内，他担任社会、文化与宪政研究主任。
莱文：三权分立不仅仅是一种结构，它还是一个过程。只有当所有相关方都在全力以赴推动时，它才能运作。正是通过这种冲突，某种形式的稳定才能得以维持。
胡佛：杰弗里·罗森是一名法学教授和作家，并曾担任国家宪法中心的总统兼首席执行官十余年。
罗森：这个核心问题在于，比如说，川普总统究竟更像尤利乌斯·凯撒，还是更像安德鲁·杰克逊？他是否处在美国的民粹主义传统之中？而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
胡佛：随着国家第250个诞辰的临近，他们与我一起讨论了国家宪法中心的新书——《美国的承诺，以及在展望未来时国家所面临的挑战》。
罗森：人工智能革命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方面是，它用一种既没有理性也没有道德感的集中化权威，取代了公民查阅原始资料、独立思考并作出判断的责任。
莱文：建国一代当然预期世界会发生巨大变化，但他们并不指望人性这一根本特征会发生改变。
建国理想
胡佛：杰弗里·罗森，尤瓦尔·莱文，欢迎来到《火线》（Firing Line）。
罗森：非常感谢。
莱文：很高兴来到这里。
胡佛：你们二位都参与撰写了由美国国家宪法中心出版的一本书——《美国的承诺：对我们持久纽带的思考》（The Promise of America: Reflections on Our Enduring Bonds）。随着《独立宣言》签署250周年的临近，美国在多大程度上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杰弗里？
2026年5月出版
罗森：对于我们国家宪法中心来说，能够梳理《独立宣言》和《宪法》中所体现的理想，并据此反思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兑现了这些理想，是一件非常令人振奋的事情。《独立宣言》的核心理想是：自由、平等，以及基于被统治者同意的政府；而《宪法》的核心原则则是：三权分立、联邦制以及《权利法案》。
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所有（该书的）撰稿人几乎在这些原则上达成了广泛共识。戈萨奇大法官（Neil M Gorsuch）为本书撰写了结语，布雷耶大法官（Stephen G Breyer，已退休）撰写了前言，他们二人都认为这些原则构成了所谓的“美国信条”。
因此，文章作者们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在如何平衡自由与平等、如何协调三权分立与联邦制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自由派和保守派都一致认同，这些原则确实是美国信条的核心。这种把不同观点的人聚集在一起，并让他们就我们最基本的原则达成共识的过程，具有极强的凝聚力，也非常鼓舞人心。
胡佛：尤瓦尔，你怎么看？美国在多大程度上兑现了它的承诺？
莱文：我认为我们确实在努力兑现这一承诺。而理解杰弗里刚才所说的一种方式是：美国承诺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我们一开始就明确宣示了自己的原则和理想。这意味着，美国始终处在一个不断自我审视、自我问责的过程中。而自我问责本身，就永远不可能意味着“我们做得很好”。
我不认为任何一个观察21世纪美国的人会说我们做得很好——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是否仍然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理想？
我们是否明白自己在哪些方面有所不足？以及，我们是否在寻找改进的方式？
显然，这个国家常常会让我们失望。
在21世纪，当我们回顾宪法原则、回顾《独立宣言》所作的承诺时，会发现许多方面我们都未能达到自己的期望。这在美国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成立。但我们这个国家真正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有能力对自己进行问责。当我们做得不够好时，我们非常清楚自己究竟差在哪里。因为从一开始，就有那些文件清楚地告诉我们：国家“本应是什么样子”。而在任何一个时代，这些文件都仿佛在对我们说：“还不够。”
这在当下无疑也是如此。但我认为，拥有可以对照的理想和原则、拥有可以让我们立足其上的思想根基，依然是这个国家的一项巨大优势。比如，我们确实都同意“人人生而平等”。
我们对这句话的含义并不一致；我们对它向我们提出了什么要求并不一致；我们对它在当下意味着什么也不一致。但能够从这样一个共识出发，本身就已经是一件极其了不起的事情。
因此，我确实认为，在21世纪，尽管我们面临着许多真实而严峻的问题，但我们仍然有充分的理由，对这些建国理想和奠基性文件心存感激。而在第250个年头重新审视它们，对处在当下处境中的美国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胡佛：随着7月4日、《独立宣言》签署纪念日的临近，请你们二位回顾一下：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那个历史时刻，《独立宣言》中所阐述的理想，究竟是什么使它们如此独特、如此与众不同？
罗森：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理想并不算独一无二。托马斯·杰斐逊曾表示，他只是将约翰·洛克、西塞罗以及阿尔杰农·西德尼（Algernon Sidney）等公共思想家的原则加以提炼，然后呈现在一个坦诚的世界面前。
但真正让这些理想变得独特的，是把一种关于“自由意味着什么”的哲学共识写成了文字。正是《独立宣言》的“成文性”，一方面为后世提供了可以努力践行的理想与信条，另一方面也激励了世界其他地方纷纷制定各自的宣言。
该书中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有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指出在美国的《独立宣言》之前，几乎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宣言；而在19世纪和20世纪，几乎所有建立新民主国家的民族，都会制定某种形式的宣言。
但最令人震撼的，是代表们在一些核心理念上所达成的高度共识：个人的自我治理（personal self-government）是政治自我治理的前提；基于（被统治者）同意的政府（government by consent）是共和政体的根本原则；人们在道德上是平等的；并且存在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而政府的职责正是加以保护。
当政府背弃这一契约时，人民就拥有改变乃至废除它的权利与责任。因此，革命权内在地包含于社会契约本身之中。“不可剥夺权利”这一理念——即这些权利无法被转让或让渡给政府——至关重要。
我不能把控制我思想的权力交给他人，因为我的思想源自理性；即便我愿意，我也无法放弃理性本身。正因为如此，良心自由成为最核心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这种思想体现在“追求幸福”的理念之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杰斐逊身边就放着一份由他好友乔治·梅森（George Mason）起草的《弗吉尼亚权利法案》。这份法案的序言与杰斐逊的《独立宣言》极为相似，几乎让人觉得是抄写或改写而来。
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也有另一份文件供杰斐逊参考。所以杰斐逊非常谦逊地表示，他所做的并没有任何原创之处。他真正的伟大之处，在于将这些理想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极其完美的综合。
正因如此，他写下了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在本书中称之为“人类历史上写得最伟大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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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当然，那句话也经过了亚当斯（John Adams）和富兰克林（Ben Franklin）的修改，不过我们还是接受这个说法吧。
尤瓦尔，你曾说《独立宣言》中的理想是先写在纸上的，对吗？也就是说，我们先确立了理想，然后围绕这些理想建立了一个国家。
你会如何回应这个问题？这些原则，以及把它们写下来这一行为，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上如此独特？
莱文：你知道，对我来说，这份非凡宣言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人人生而平等”这一前提。我们如今往往把它视为理所当然，觉得这是显而易见的。
它自称是“不言自明”的，但如果回顾人类历史，这一点其实一点也不显然。它并不明显。
这是现代世界中的我们所知道、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并不知道的东西。而在美国，我们也是经历了艰难的历史过程才真正学会这一点。
而这个根本性的承诺——所有人类在道德意义上是平等的——几乎包含了整个美国故事的全部内容。因为“平等”这一理念，向我们提出了至少两项要求。
一方面，它指向“同意治理”。如果我们人人平等，那么就没有任何人天生拥有支配他人的权威。我们只能依靠同意来实行治理，而在实践中，这就意味着只能通过多数决来治理。
与此同时，我们的平等还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不可被剥夺的权利。而问题在于，这两项原则本身是彼此紧张、相互冲突的，对吧？多数统治与少数权利并不是一回事。
而在某些时刻……
胡佛：连建国先贤自己都深陷其中。
莱文：正是如此。事实上，在美国生活的每一个历史阶段，我们都在围绕一个问题而斗争：多数人治理的权利，与必须得到尊重的个人权利之间的张力。如果你身处少数派，你仍然是一个拥有权利的个人。
这些权利不能被剥夺。那么，究竟该如何在多数决与少数权利之间取得平衡？我们整个政治传统，几乎就是在不断尝试回答这个问题。
《宪法》中几乎每一条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这也是一个我们至今仍在不断挣扎的问题。
而你知道，我们有时会把美国政治生活中的法律程序主义描述成一种道德中立的东西，好像它只是某种技术性的法律形式主义。但事实恰恰相反：正是这种张力，催生了法律程序主义。
问题始终是：你如何在同时保护多数统治与少数权利？正因如此，我们才制定了这些规则。这绝不是道德中立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是一个社会生活中道德负担最为沉重、最具伦理意义的安排。
而这样一个在逻辑上要求同时满足两种彼此矛盾原则、并由此铺展开整个国家叙事的核心理念，就在建国伊始，被明确写入《独立宣言》之中，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事实。你几乎可以看到，美国的全部历史，都是从那短短的一句话中滚滚展开的。
胡佛：杰弗里，你经常用另一种方式来描述这种思想之间的竞争——你会通过托马斯·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对立来说明，对吗？
杰斐逊强调州权、强调地方自治；而汉密尔顿则主张强有力的联邦政府。正如尤瓦尔所说，在250年的历史过程中，这场争论不仅从未真正解决，而且至今仍在不断以新的形式重现，例如在最新的最高法院裁决中。
无论是我们如何解释法律、立法，还是不同的竞争性政治哲学，归根结底，都是围绕这两人对于“如何保障自由”的根本分歧与张力展开的。
行政权力
罗森：正如你所说，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在建国初期围绕诸多核心问题展开的争论——比如国家权力与州权之争、行政权力与国会权力之争、民主与精英统治之争，以及对宪法的宽松解释与严格解释之争——令人惊叹的是，这些分歧几乎定义了整个美国历史：我们的政治史、宪政史和社会史。
看看今天的例子吧，我们正在讨论的最具争议性的问题是什么？行政权力的性质。
总统是否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成了某种“尤利乌斯·凯撒”式的人物——一个正在颠覆美国理想的皇帝？这正是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在美国政府刚刚诞生之时所辩论的问题。
曾经有一次非常著名的晚宴，我称之为“定义了美国的那场晚宴”。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与其他内阁成员聚在一起，华盛顿当时不在。宴会进行到某个时候，汉密尔顿指着杰斐逊家中墙上的肖像问道：“墙上那些人是谁？”
杰斐逊回答说：“那是我心目中历史上最伟大的三个人——约翰·洛克、弗朗西斯·培根和艾萨克·牛顿。”汉密尔顿沉默了很久，随后脱口而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是尤利乌斯·凯撒。”
杰斐逊当晚在日记中写道，这件事证明汉密尔顿不仅支持君主制，而且支持一种以腐败为基础的君主制。随后，杰斐逊创建了民主共和党，自认为是在反对汉密尔顿和联邦党人的君主主义与“凯撒主义”。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核心争论之一就是：总统是否变得过于强大？到了1912年，伍德罗·威尔逊和西奥多·罗斯福都坚持认为，总统应当作为人民的托管人，直接表达和引导民意。
这催生了阿瑟·施莱辛格所谓的“帝王式总统制”，并极大地扩张了总统权力。然后再快进到今天，我们在白宫、在国会、也在最高法院中反复争论的问题仍然是：总统到底应该有多强大的权力？
最高法院如今援引的“单一行政权”理念，正是源自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太平洋人文集》（Pacificus letters）中的表述。汉密尔顿认为，需要一个足够强大的行政首脑，才能抵御民粹煽动。
事实上，他在制宪会议上甚至提出，应让总统终身制，以便其能够抵抗民粹诱惑。而杰斐逊则恰恰相反——他主张为总统设定任期限制，以防其被诱惑而把自己变成独裁者。
因此，这个核心问题——比如说，川普总统究竟更像尤利乌斯·凯撒，还是更像安德鲁·杰克逊？他是否属于美国的民粹主义传统？——从一开始就存在，并一直延续至今。
胡佛：杰弗里，在美国历史上，强势的行政首脑往往会被指责为威权主义者甚至独裁者。安德鲁·杰克逊、林肯、富兰克林·罗斯福都曾被指责有独裁倾向或威权冲动。那么，如今针对唐纳德·川普及其政府的这些指控，在多大程度上是对这一历史趋势的延续，又在哪些方面构成了偏离？
罗森：正如你所说，非常耐人寻味的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曾多次被指控为独裁者，被形容成“尤利乌斯·凯撒”式的人物，以至于他在1934年生日时干脆打扮成尤利乌斯·凯撒的形象，自嘲这些指控。他戴着月桂冠，穿着长袍，而埃莉诺（第一夫人）则打扮成一位古罗马贵妇，以此来嘲讽“凯撒主义”的指控。
但这件事并不只是玩笑。
胡佛：在社交媒体时代，我们可没法这么做。
莱文：是的，绝对不可能。
胡佛：人工智能或许可以模拟一个版本，但肯定比不上真人演绎的效果。
莱文：完全如此。但这绝不是个玩笑。要记得，富兰克林·罗斯福曾试图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扩充”最高法院，其程度之激进，甚至连国会中的民主党人都因此反叛。
他在战时坚持认为总统不可能犯错，而最高法院事实上给了他一张无限授权的空白支票，使他得以在我们宪政史上一些最可耻的时刻采取行动，比如将日裔美国公民关进集中营。
而罗斯福的权力扩张所带来的威胁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在他竞选第四个总统任期之后，国会通过了第二十二条宪法修正案，禁止总统任职超过两届。
林肯同样曾被指责为独裁者，因为他在内战期间未经国会同意就暂停了人身保护令。安德鲁·杰克逊也被称为“杰克逊国王”或“暴民国王”。
如果追溯到最初，有一个人物是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两人都一致认为的“尤利乌斯·凯撒”式人物，那就是亚伦·伯尔（Aaron Burr）。汉密尔顿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如果我们真有一个暗中的凯撒，那就是伯尔。”
他正确地怀疑伯尔正密谋领导一个从西属路易斯安那分裂出去的运动，并试图把自己塑造成墨西哥的独裁者。在1800年大选中，汉密尔顿因为宁愿选择杰斐逊也不支持伯尔，最终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伯尔得知此事后，对此怀恨在心，最终导致了那场决斗。
因此，对“凯撒式人物”的恐惧从一开始就存在。不同之处在于，如今总统职位的权力规模，已经远远超出了建国时期的程度。正如尤瓦尔在他的重要著作中所深刻指出的那样，国会已经变得软弱无力——而按照建国者的预期，它本应是“最危险的分支”，正如麦迪逊所说，会把一切权力吸入其冲动旋涡中的那个分支——如今却几乎完全俯首帖耳，让总统为所欲为；与此同时，法院既变得更加有权力，也更加倾向于尊重行政权。
胡佛：那么，当前政府对行政权力的扩张，以及对过去40年来不断扩张的行政权力的使用，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偏离？这种做法是与以往总统的行政权力运用一脉相承，还是一种断裂？
罗森：从行政命令发布数量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核心问题。整体而言，这并没有明显超出历史常态。自罗斯福发布约3000项行政命令以来，总统发布行政命令的数量一直在增加；在战后时期，总统们通常发布的都是数百项。
但关键问题在于，川普总统是否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使用这些行政命令。在某种意义上，本届任期内我们就会看到答案——按照许多分析，最高法院似乎很可能会否定川普总统以行政命令暂停“出生公民权”的做法；同时，我们也将看到法院如何看待他试图撤换联邦储备系统官员的努力。
比如在“川普诉美国”（Trump v. US，注）一案中，多数意见认为总统享有广泛的豁免权，而这种立场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可能会支持的。但索托马约尔大法官在反对意见中指出，这完全背离了建国者的初衷，因为建国者并不希望总统成为国王。对索托马约尔而言，即便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也不会走得如此之远。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判断川普总统究竟仍处在行政权力历史性积累的范围之内，还是已经成为某种全然不同的存在，仍为时尚早。很多关键将取决于最高法院的态度。但令人警醒的是，越来越多的总统在上任后，都开始要求行使一些建国者当初根本未曾预见的权力。
【注：“特朗普诉美国案”（603 U.S. 593 (2024)）是美国最高法院的一项里程碑式裁决。法院在该案中裁定，总统免受刑事起诉的豁免权原则上适用于总统的所有“公务行为”——对于属于总统专属职权范围且国会无权监管的公务行为，则享有绝对豁免权。】
胡佛：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已退休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写道，美国实验的核心原则是——“任何政府，或政府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应变得过于强大”。
尤瓦尔，你的研究与本书中的贡献聚焦于三权分立。你曾表示过一句话：“建国先贤并不会对总统寻求拿破仑式权力感到惊讶。”
国会的失职
胡佛：不过，他们一定会对一个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国会感到非常震惊——一个任由自身权力流向总统的国会。这正是我们当下面临的问题。
国会是否已经成为最偏离建国先贤设想运作方式的那个政府部门？
莱文：毫无疑问，是的。我认为，就制度设计和建国者的预期而言，国会是目前最为失灵的一支。现在，人们很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总统与法院之间那些势均力敌、看似惊天动地的冲突上，并认为这才是政治运行的核心。
但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缺乏行动”本身就是一个明确的宪法问题。三权分立不仅仅是一种结构安排，它更是一种运行过程。只有当所有参与其中的各方都在积极用力，这一制度才会真正奏效。
建国者原本期待的，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冲突，而正是通过这种冲突，某种形式的稳定才能得以维系。因此，在缺乏冲突的情况下——讽刺的是，我在当下看到的正是一种缺乏冲突的状态——权力结构就会失衡。
而这种缺失，并不是因为总统索求不足。恰恰相反，这位总统渴求很多权力。不论他是否仍处在以往总统权力博弈的历史范围之内，毫无疑问的是，他在积极追求更多的行政权力。
法院同样在行动，而且态度强硬。它们正面对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我认为它们也确实在迎接这一挑战。
但国会却坐在场边，旁观这一切的发生，更多扮演着评论员的角色，而不是作为制度中的主要行动者——而宪法恰恰将国会视为制度的核心行动者。国会行动的缺位制造了一个真空，总统权力迅速填补了这个真空；法院也被迫介入，以一种它们并非真正为之设计好的“即时反应”方式来行动，仿佛被拖拽入当前局势之中。
而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几乎完全——是由于国会选择退出这场制度博弈。
我认为，这正是当下我们所面临的最主要的宪法问题。
胡佛：对于普通公众或一般观众来说，他们恐怕很难理解你所说的“缺乏冲突”。因为政治言辞如此激烈，推特上的争论也异常活跃。
请你为观众展开解释一下：你所说的国会中的“缺乏冲突”究竟是什么意思？
莱文：关于冲突的说法很多，关于“斗争”的言辞也很多。但事实是，国会议员在谈论总统行为时所抱怨的几乎所有事情，都是他们本可以采取行动来处理的事情。
如果他们不喜欢关税政策，国会完全可以指导并改变关税政策。事实上，宪法明确将这一权力赋予了国会。国会此前把这项权力让渡给了总统，也完全可以把它收回来。
如果他们对联邦预算的走向不满意，那更是他们最首要、最根本的职责所在——他们理应在这一领域采取行动。
胡佛：战争权力呢？
莱文：战争权力也是如此。国会在这方面同样有角色可扮演。虽然战争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总统，但国会依然拥有重要职能。
国会在宣战、授权军事行动、控制国防预算等方面，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胡佛：以及监督权。
莱文：完全如此。国会本可以进行更多传统意义上的监督工作，而现代国会在这方面做得远远不够。
在某种程度上，国会已经开始把自己视为一场“以总统为中心的政治大戏”中的次要角色，因此，在他们自己的思维框架里，核心问题往往被简化为一个关于总统的“是或否”的问题。但实际上，国会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的国家政府应当朝哪个方向发展？这是由国会来决定的问题。
被赋予回答“是或否”权力的人是总统，他拥有否决权。国会把法案送到总统面前，他来决定同意还是否决。这是一项非常强大的权力，但总统并不天然拥有主导方向盘的权力。只有在国会允许的情况下，总统才会获得现代总统所拥有的那种议程主导权。
我确实认为，在美国历史上存在一种传统、一种模式：总统权力过度扩张的时期，往往会伴随着随后出现的国会权力重新确立的时期。这在安德鲁·杰克逊之后发生过，在伍德罗·威尔逊之后也发生过。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任内去世一年后，国会就向各州提交了一项宪法修正案，限制总统只能连任两届。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国会中有相当多的民主党人投票支持了这项修正案。
这些时刻确实会到来，但它们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它们需要一种重新觉醒——让国会议员意识到，他们的角色是一个积极的角色，而不是被动的旁观者，不是评论员。
他们不是靠开关于总统的播客为生的。他们有一份真正的工作要做。
胡佛：你曾在国会工作，也是研究国会的学者。依你看来，国会是如何一步步放弃了自己的权威、权力与中心地位的？
莱文：这里面的因素很多，这是一个多重决定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动态过程。但有一个关键点尤其值得注意：过去50年来，国会在内部将权力日益集中到少数领导人手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最初这样做，恰恰是为了增强国会对抗总统的能力。
这种做法始于20世纪70年代，用以对抗理查德·尼克松；后来民主党如此行事；而在90年代，共和党又通过集中权力来对抗比尔·克林顿总统。
问题在于，当你在一个由535人组成的机构中（参议院+众议院），将决策权集中到仅仅四个人手里时，就会留下531位雄心勃勃的男女议员，他们仍然渴望有所作为、获得关注、推动事业发展、推进自身的政治利益。如果立法工作对他们而言不再可行，他们就会转而做其他事情。
他们会去开播客。他们会寻找各种方式让自己变得显眼。因此，权力的集中意味着普通议员在日常工作中缺乏真正算得上立法的事务可做。
这也意味着，如果要重新赋权国会，就必须进行权力的去中心化——让委员会重新行使实权，找到办法给议员更多真正有意义的工作可做。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因素。
胡佛：你提到了众议院议长在20世纪以来地位不断上升的问题，这种集中化可能在共和党围绕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以挑战比尔·克林顿总统权威时达到顶峰。1997年，在纽特·金里奇担任众议院议长的第一任期结束、第二任期开始之际，小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主持了一场关于金里奇作为众议院议长领导风格的讨论。
我想请你们二位一同看一看当时的那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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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资料）
拉梅什·庞努鲁（Ramesh Ponnuru，《国家评论》国家事务记者）：我认为，华盛顿的所有共和党人都觉得，他们在上一届国会中走得太远了，用凯特的话说，就是有点“被吓到了”。他们对自己的信念缺乏信心。
小威廉·F·巴克利：不是走得太远，而是方式笨拙。
庞努鲁：“走得太远”这一说法，我认为才是主流看法。我们也许会认为，他们只是选错了议题。但在他们自己看来，问题不在于议题，而在于他们过于大胆，现在不得不选择妥协以求生存。
胡佛：当然，刚才那段话来自拉梅什·庞努鲁——他现任《国家评论》主编——当时他正在与小威廉·F·巴克利对话；巴克利那时是《国家评论》的编辑。他们回顾的是纽特·金里奇在哪些方面做对了、哪些方面做错了，以及为什么他在众议院执政变得越来越困难。
尤瓦尔，你当时曾在纽特·金里奇手下工作。
莱文：是的，在当时，金里奇究竟哪里做错了，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从那段片段中我们也能看到，当时的感觉可能是：他们推动的是不太合适的议题，或者推动得过于激进。
回过头来看——我可以坦率地说，在20世纪90年代，这一点对我来说并不明显——金里奇真正做错的地方，在于过度将国会的权力集中到领导层手中。
他设想众议院议长应当像一位总理那样运作，能够把国会当作对抗另一政党总统的工具来使用。但这样的结果是，国会其他成员开始依赖党内领导层来指引方向。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始依赖领导层来提供“保护”，因为他们不愿意就艰难议题投票。
一旦被迫在表决记录中表明立场，而这些立场可能在选举时反噬自己，议员们就会对领导层感到不满。但问题在于——那恰恰就是他们的工作。本来就是他们的职责。
如果他们的工作变成了配合行事、做好传播角色，作为交换，他们就可以避免在艰难议题上投票，那他们就不再是真正的立法者了。随着这一过程持续推进，并且在金里奇之后权力进一步被集中——到了他的继任者丹尼斯·哈斯特特（Dennis Hastert）那里，权力更加集中。
哈斯特特规定，他不会让任何一个无法获得多数党中多数支持的法案进入全院表决。这种方式让国会几乎无法正常运作。后来，当民主党重新掌权时，南希·佩洛西又进一步集中权力。
我们如今已经走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在一个本应通过大量跨党派谈判才能正常运作的制度中，国会却成为一个高度集权的立法机构。
而当权力都集中在领导层手中时，跨党派谈判几乎不可能进行。现在，国会亟需权力的再去中心化。我认为，这在政治改革中其实是一个常见现象。
在每一个时代，我们所需要的解决方案，往往正是为了修复上一个时代解决方案所带来的问题。我们解决了问题，也许一度奏效，但做得过头，或者产生了意料之外的后果，最终不得不向回调整一些。我认为，这正是我们目前所处的位置。
派系的危险
胡佛：杰弗里，你怎么看？你如何理解国会未能警惕性地防止行政部门侵蚀其权力这一现象？
罗森：从许多方面来看，这都会是詹姆斯·麦迪逊的噩梦。要记得，他原本认为国会会把一切权力吸入其冲动的漩涡之中。但他同时也认为，国会肩负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提炼并拓展公共舆论。
麦迪逊最主要的担忧是“派系”。他将派系定义为：任何一个群体——无论是多数还是少数——如果是由激情而非理性所驱动，致力于自身利益而非公共利益，那么它就是派系。
他认为，有两种制度性力量可以对抗派系。
第一是有德性的代表，他们会关注整个国家的长期利益，而不是只关注党派领袖、政党自身或选区选民的短期利益。
第二是新闻媒体，尤其是当时那种发行单页传单的报刊——他相信，这样的媒体可以冷静地将理性传播到全国各地，由他称之为“文人群体”（literati）的开明记者和代表来阅读。麦迪逊认为，这一群体能够帮助公民理解复杂的思想，倾听不同的观点，并最终形成独立判断。
这正是麦迪逊式的核心希望：不同于中世纪时代，人们只能从国王、教皇或暴民那里获得观点；在启蒙时代的美国，每一位公民都有责任亲自阅读原始文本，与其代表讨论，并自行作出判断。
当然，当麦迪逊撰写《联邦党人文集》时，政党体系尚未真正成型。后来，他与杰斐逊一起创建了民主共和党。但在美国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党主要发挥的是整合不同利益的作用，并促成尤瓦尔刚才所描述的那种跨党派协商。
而当政治极化发展到这样的程度——政党更执着于支持自己在白宫的“那个人”，并保护本党选区的狭隘利益，即便它们处于少数地位——那么它们的行为就完全符合麦迪逊最为担忧的那种“由激情驱动的派系”。
胡佛：尤瓦尔，你曾指出，政治极化的一个原因，可能在于以封闭式党内初选为核心的选举制度。在我看来，这种制度实际上赋予了行政部门、或者说行政权力的掌握者，在国会初选中比候选人本身、甚至比选民更大的影响力。你是否也是这样看待的？
莱文：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先提出一个关于政治改革的重要原则：对策并不是诊断的逆向过程。你不能仅仅通过撤销导致问题的原因来解决问题，而是要思考，如何改变激励机制，引导不同类型的行为。
我并不认为初选制度本身导致了政治极化。在美国很多地区，国会选举的初选制度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而在这段历史中，我们也曾经历过政治极化程度非常低的时期。
胡佛：但它们一直都是封闭式的党派初选吗？
莱文：总体而言，直到20世纪70年代，国会选举的党内初选基本都是封闭式的。在一个并未高度极化的政治体系中，这种制度是可以运作的。但在一个由于文化变迁、地理上的选民重组以及媒体环境变化而高度极化的体系中，初选制度就成了“毒药”。
原因在于：初选制度虽然原本被设计为一种民主改革，目的是让更广泛的公众能在更早的阶段发挥影响力，不只是从候选人中选择，而是直接参与候选人的产生，但实际上，初选已经变成了我们制度中一个反民主的因素。因为它赋予了极其狭小的一部分美国人——非常非常少的一群人——在整个体系中作出“第一步关键选择”的权力。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在问这个国家里最为强烈党派化的一小群人：“你们希望在每一个选举周期一开始看到什么？”然后，我们就照着他们的意愿去做。
显然，这会导致一个比一般公众真实意愿要极化得多的政治体系。这对两党都没有好处。两党最终往往都会推举出在本来有机会取胜的普选中却无法取胜的候选人。
原因就在于：初选选民不想要妥协和谈判，他们追求的是意识形态上的纯粹性。而我认为，理解我们制度、尤其是理解国会的一个关键点在于：其根本目的就是谈判与妥协。
美国宪法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这些彼此分裂的人，如何能够共同治理？而答案正是：谈判与妥协。因此，当我们谈论国会时，几乎所有人都同意国会是“失能的”。
如果你问别人怎么看现在的国会，它的支持率只有8%。当然，其中一些人可能在调查表上选错了选项。但说国会失能，并不等于解释清楚：它究竟没有履行什么功能。
事实上，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全国并不存在真正的共识。人们的直觉答案往往是：国会没有通过我最关心的那个重大法案。确实如此——无论你最关心哪个问题，我可以保证，国会现在都没有在解决它。
但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国会没有在促成谈判与妥协。这才是我们无法通过重大法案的根本原因。而你如何理解这个“最根本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认为最深层的问题在于“国会没有通过重大法案”，那么你就会希望有一个更高效的国会。你会想要强化党派领导人的权力，废除冗长辩论制度（filibuster），让事情尽快推进。
但如果你像宪法制定者那样认为，国会的目的在于促成妥协、容纳一个分裂的社会——而眼下它正是在这方面失灵——那么你反而会希望一个不那么高效的国会。
你会希望迫使议员们彼此打交道；你会希望权力下放；这样才能形成各种看似奇怪、但必要的联盟。你会像我一样支持冗长辩论制度，因为过去15年来，我们之所以还能看到任何跨党派立法，几乎完全是因为还有这一制度存在。
因此，我认为，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理解这个机构原本被设计来做什么，以及它在当下究竟是在哪些方面失败了。
改革代议制
胡佛：杰弗里，建国先贤原本设想，尤其是在众议院中，代议规模应当随着人口增长而扩大。事实上，这种扩张确实定期发生，直到1929年的《重新分配法案》（Reapportionment Act of 1929），当时众议员们将众议院席位固定在435席——而这个数字至今仍未改变，尽管自1929年以来，美国人口已增长了三倍。
我听到尤瓦尔主张的一种解决方案是：增加众议院的议员人数。这真的会有所帮助吗？
罗森：席位分配的问题是制宪会议末尾最核心的争议之一。乔治·华盛顿在会议即将结束时所作的唯一一次实质性干预，就是支持后来成为宪法最初版本“第一修正案”的提案——该提案要求每三万名居民应当有一名众议员。
制宪者们真正关心的是：要有足够多的代表，才能有效代表选民、而且不必为与选民沟通而长途跋涉；但同时，又不能让立法机构变得臃肿到无法运作。麦迪逊有一句极为精彩的话：在任何由大量成员组成的大型集会中，激情几乎总是会从理性手中夺走权杖。
即便每一个雅典人都是苏格拉底，雅典仍然会沦为暴民统治。他们非常担心那种冲动的、近乎暴民式的决策方式，认为这种情况在古典时代那种面对面的大型集会中尤为常见。
正因为如此，麦迪逊才如此强调“代议制”作为解决暴民统治的方案。但对代表而言，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时间——必须给决策留出时间，否则决策就会变得冲动，进而沦为暴民式的判断。
因此，正如尤瓦尔所指出的，整个宪法结构都是为了设置“减速带”和“路障”，以防止冲动决策，并迫使各方进行谈判。那么，仅仅因为今天有更多众议员，我们的处境就会更好吗？如果没有更多的谈判、也没有更缓慢而审慎地考虑不同观点，那答案是否定的。
启蒙思想关于“如何接近真理”的核心理念是：真理只能在不同观点的交锋中显现。正因如此，杰斐逊才会说：只要理性可以自由地与谬误斗争，真理就无所畏惧。他认为，无论是代表还是选民，都必须倾听来自不同来源的观点。
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国会的规模，而在于社交媒体技术以及其他媒体技术所带来的影响：它们促成即时决策，阻断冷静的再思考，以“激发愤怒以换取参与”为模式，而不是让理性约束激情——在很多方面，这正是建国先贤的噩梦。
要重新设置这些“减速带”、防止快速决策，非常困难——尤其是在一个缺乏耐心的时代，人们渴望立刻得到答案、立刻表达自己，也期待代表立即回应。
但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如何让一切慢下来。
胡佛：尤瓦尔，如果大幅增加众议院议员人数，具体而言，为什么这会有助于缓解极化、促进谈判与妥协？
莱文：这是麦迪逊思想中一个相当奇特、而且有些反直觉的洞见：有时候，在应对一个问题时，解决办法不是把它缩小，而是把它做大。通过增加内部的多样性，你反而能创造更多形成联盟、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因为当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时，多数派就更难认为自己可以轻易碾压少数派。当然，这也必须有一个限度。
众议院必须是一个面对面运作的立法机构，所以不可能容纳成千上万人。但当初提出每十年根据人口普查重新分配席位时，默认的假设是：众议院会在每一次人口普查后扩张。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它在整个19世纪一直增长，并延续到1910年人口普查。
这种增长在20世纪20年代因为一些当时非常特殊的原因而被终止，但这些原因如今已经不再适用。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要进行这种“宪政维护”，思考众议院应当扩张多少，这并不是什么革命性的想法，而只是恢复、重建制度本身的逻辑。
如果众议院按照19世纪的同样公式持续增长，那么现在它大约会多出149名议员。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直接增加150名议员。我认为众议院需要保持一个奇数人数——众议院一直以来都是奇数，因为在众议院中，没有解决平票僵局的机制。
如果增加150个席位，这一点也不疯狂。那样一来，众议院的规模仍然会小于英国下议院，也会小于许多欧洲国家的立法机构，而只比其中一些略大。这是一个完全合理、可以想象的规模。随后，再按照同样的公式，每10年缓慢增长一次，让众议院有机会跟上国家人口的增长，同时也能让议员所代表的选区规模保持在相对可管理的范围内。
而且，我认为，一次性增加150名议员，把这么多新成员引入这个机构，本身就会成为推动其他类型改革的契机。你一下子引入150位新议员，就必然会重新思考预算流程；重新审视委员会制度；重新思考众议院的程序规则应当如何运作。我们正需要这样一剂“强心针”。
当前有许多亟需进行的改变，按照正常的制度逻辑，本应由国会来完成；但我们已经沿用20世纪70年代制定的规则整整50年了，尤其是在预算程序方面。议员们已经逐渐失去一种意识——他们甚至忘了，自己其实是可以修改这些规则的。
他们会抱怨预算流程的问题，但你只需对他们说一句：“这完全取决于你们自己。这些并不写在宪法里，你们完全可以自行改变运作方式。”可他们并不是这样思考的。
在我看来，通过这样一种既本身合理、又属于宪政维护范畴的改革，为制度注入一剂强心针，会极大地帮助国会重新思考自身的运作方式。因此，对我而言，扩大众议院规模并不是一颗“银弹”，但它是更大努力中的一部分——帮助国会重新学会如何帮助自己。
胡佛：这个想法其实已经被提出过，也有相应的法案提交过，但进展并不大。有一种感觉是，议员们认为这样做会稀释他们自己的权力。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做一件明显违背自身利益的事情呢？
莱文：这本身也是一件很难去为之辩护的事情。现在很少有人看着众议院说：“天哪，我真希望这里能多一些这样的人。”这并不是我们的本能反应。
而议员们往往会想：如果议员更多了，那么我这一票的重要性不就下降了吗？但他们需要从立法行动的逻辑来思考这个问题——如果议员变多了，也就意味着会有更多“像他们这样的人”。而“像他们这样”，并不仅仅指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
美国并不只有两种类型的人。因此，在党派联盟内部，其实可以拥有更大的多样性，从而让各个内部派别拥有更多一点话语权，变得更有分量。
“一个立法机构内部存在更多分歧，反而可能运作得更好”这个观点，并不容易被身处立法机构中的人自然接受。但不可否认的是，国会最终运作得最好的时候，恰恰是每个问题上不止存在两种立场的时候——你必须进行谈判、必须进行协商。
你可以通过向对方党派中的一些人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把他们争取过来；而即便他们并非与你同一政党，他们也未必不可能支持你的法案。这需要一种内部多样性，而在当下，我认为这就必须通过改变众议院的运作方式来实现。
胡佛：杰弗里，你曾指出，社会上普遍存在一种看法，认为宪法本身几乎是无法修订的——即第五条修正程序设定的门槛实在太高。持这一立场的人常常提到，到目前为止，曾有人提出过大约12,000项宪法修正案建议，但美国历史上最终通过的修正案只有27条。
建国先贤是否真的有意让宪法修订如此困难？
当然，他们的确希望修宪是困难的，但他们是否预见、甚至希望它会困难到今天这种程度？
罗森：在这个问题上，建国者本身就存在分歧。杰斐逊主张每19年召开一次制宪会议，因为他认为，没有任何一代人有权把“死去的制度”强加给下一代。而麦迪逊则认为，再召开一次制宪会议将是一场噩梦，因为第一次会议能够成功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根本不值得再冒一次把一切搞砸的风险。
当然，今日使修宪变得异常困难的那种高度极化，确实是他们当初无法预见的。但事实上，美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几波修宪高潮——重建时期（内战之后）、进步时代，以及20世纪60至70年代。
令人惊讶的是，有些修正案在当年差一点就通过了，而今天几乎不可能。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废除选举人团的修正案曾得到两党的支持，若不是少数南方民主党的反对，它本来就会通过。
很多事情其实都具有偶然性，并不是说我们对该进行哪些改革毫无共识。美国国家宪法中心曾发起一个非常精彩的项目，名为“宪法起草计划”（Constitution Drafting Project），我们邀请自由派、保守派和自由意志主义学者团队分别提出宪法修正案。
结果令人震惊的是，这些立场迥异的学者竟然在五项修正案上达成了一致，包括：让修宪程序略微容易一些；在众议院提高弹劾门槛、在参议院降低定罪门槛；为最高法院大法官设定18年的任期限制；恢复立法否决权；以及取消总统必须是“生而为美国公民”的要求。
在我们讨论过的所有振兴国会的方式中，我们这些跨党派团队都认为，这些改革路径非常值得尝试。
问题在于，尽管这些修正案拥有广泛支持，但它们实在是太“技术性”了、太“书呆子气”了，很难激发人们走上街头为它们而游行。美国历史告诉我们一件事：没有全国性的社会运动，就不可能通过宪法修正案。修宪从来都不是自上而下完成的，而是自下而上推动的。
你得有民权修正案那样的运动，有妇女权利修正案那样的浪潮；而要想象一个围绕“立法否决权”的群众运动，说实话，真的很困难。
胡佛：随着《独立宣言》签署250周年的临近，我们回顾这250年来人类在自我治理方面所经历的一系列极不寻常的挑战。我们经历了工业革命，也经历了整个20世纪中代表制民主所面对的、来自各种竞争性政府理念的挑战。
代议制政府曾受到一连串“主义”的冲击——从布尔什维主义、马克思主义，到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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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影响
胡佛：当我们即将迈入下一场重大技术革命——也就是人工智能革命——时，250年前《独立宣言》中所确立的理想，能否支撑我们走向一个在今天看来几乎难以想象的未来？
罗森：美国革命的根本基础，是一个关于人们如何形成对“真理”的判断的主张。当杰斐逊写下“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自明”时，正如沃尔特·艾萨克森在我们这本《美国的承诺》中所指出的那样，那是在反映启蒙时代对“自明真理”和“事实真理”的区分。
自明真理是公理式的，比如“2+2=4”，你完全可以仅凭理性加以理解。而事实真理则是有争议的，人们会对它们产生分歧，你必须通过经验观察、证据和辩论，才能就宗教、政治或事实性真理的判断达成共识。
这就要求持不同观点的人类彼此展开对话与辩论。而人工智能革命中一个极其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它用一种既没有理性、也没有道德意识的中心化权威，取代了原本属于公民的责任——即查阅原始资料、自行思考并作出判断。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工智能对《独立宣言》的整个启蒙前提构成了根本性挑战：宣言所假定的是，人们会愿意花时间自己思考，而不是从中心化权威那里直接获得观点。
当然，你可以设想一种“麦迪逊式的人工智能”，它不是加速决策，而是放慢思考节奏；不是直接给答案，而是提出问题；不是替人判断，而是提供原始文本，让公民在形成判断之前自行评估。但问题在于：谁会去使用这样的系统？说实话，你必须真的愿意慢下来，才能使用一款“麦迪逊式AI”。
但引人深思的是，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存在。自从麦迪逊本人设想由一群“受过启蒙的文人阶层”来中介公共舆论以来，美国人就一直很难对制度、专家产生真正的敬重。而从电报、广播、电视，到社交媒体，再到人工智能，通信技术一再推动即时决策，而不是减速思考。
所以，这其实是建国时期最古老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新问题：公民如何才能实现真正的个人自我治理？这种治理要求他们独立思考，花时间阅读原始文本，为自己作出判断。
但希望在于——正如你所提到的——我们已经承受并渡过了无数严峻挑战：内战的血腥；1800年那场几乎让宪法失灵的选举；“重建时期”（reconstruction）遭遇的惊人暴力；“南方复辟”（Southern Redemption）运动，让非裔美国人近一个世纪被剥夺公民权利；以及战后时代的种种考验。
然而，我们始终坚持了下来，而正义的轨迹也确实在向上弯曲——正如马丁·路德·金所说的那样，而他引用的正是杰斐逊本人的话。真正令人振奋的是，正如本书中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是一个以“信念”为纽带的国家。
把我们凝聚在一起的，并不是对如何平衡这些理想的完全一致。汉密尔顿和杰斐逊本人就在这一点上存在分歧。分歧并不是制度的缺陷，而是制度的特征——它体现的是彼此尊重的辩论。
这本身就是一种解放。
我非常喜欢这样一个事实：在汉密尔顿于决斗中去世之后，杰斐逊在蒙蒂塞洛庄园的中央入口大厅，将汉密尔顿的半身雕像摆放在与自己雕像相对的位置。直到今天，任何人都可以在那里看到它。
这令人非常动容。据说，晚年的杰斐逊每次经过那里，都会淡淡地一笑，说一句：“生前对立，死后亦然。”这对杰斐逊而言意义重大。
汉密尔顿并不是一个需要被仇视、被消灭的敌人，而是一个值得尊重、值得与之交锋的对手。只要我们能够回归这种精神，我们就能继续作为一个共和国而繁荣下去。
胡佛：尤瓦尔，你如何看待《独立宣言》的理想在即将到来的人类下一场重大技术革命中——也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人工智能时代——依然能够超越时代、持续发挥作用？
莱文：我认为，理解这些理想的一个关键点在于：它们从根本上植根于一种关于人性的看法，而人性本身并不会改变。世界会改变。建国一代当然预计世界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会经历大量进步，也会面对诸多挑战。
但他们并不认为人性的根本特征会改变。我认为，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当下处境极为重要。因为《独立宣言》的原则，正如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在整整一百年前、也就是《独立宣言》150周年纪念时在费城发表的一场精彩演讲中所说的那样，是“终局性的”。他说：如果你相信人人生而平等，那就是终局性的，这一点不会改变。
因此，宣言中所表达的内容，并不是需要继续改进或重新思考的对象，而是需要作为基础加以建构的东西——因为它已经是终局性的。我认为今天依然如此。
无论我们将经历怎样的技术变革，都值得我们认识到：这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正是因为这些原则当时是、现在仍然是终局性的。
你知道，美国其实是一个“老国家”。我们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年轻的民族，面向未来、充满活力——这一点也确实如此。但从政府形态来看，美国的政府实际上是当今世界上最古老的政府。
英国人可以说，他们在1800年时就有同名的制度，但那些制度并不是今天这样运作的。而美国，却在现代世界中，比任何其他社会都更长久地维持着同一个政府。
这正是因为，这个政府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承受挑战与变化而设计的，而且直到今天，它依然具备这种承受力。
胡佛：但你这个回答的前提是，你认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不会改变人性。
罗森：没错，它们不会。
胡佛：好的。不管你喜不喜欢，这是我的预期。
就到这里了。尤瓦尔·莱文、杰弗里·罗森，非常感谢你们今天的参与。
罗森：谢谢。
莱文：谢谢。